河南是全国有名的文物大省，“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河南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河南省文物局做客河南新闻广播直播间讲述河南考古不为人知的故事！

何处长，您能不能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考古在中国考古界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呢？

何军锋：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节目。大家知道，河南是全国有名的文物大省，“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河南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而这个观点也被很多专家和学者认可。谈到河南考古在中国考古界的地位，我可以给大家列举两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河南考古在全国的地位了。

一个数字是30%。2018年，我们国家31个省区市的考古单位共完成考古发掘项目955项，而河南一个省就完成了282项，数量占到全国的30%，而且，这一数量基本反映了河南考古的一个常态，河南每年完成的考古发掘项目数量都非常的多。这是河南考古的“量”。

另一个数字是45项。自1990年开始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河南入选的项目总数已经达到45项，比排名第二的陕西省（21项）和排名第三的浙江省（20项）加起来还要多，在全国各省区中遥遥领先。这是河南考古的“质”。通过上述两个数字，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河南的考古工作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在全国各省市区中都是非常突出的。

另外，河南还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1921年，经当时的北洋政府批准，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及中国学者袁复礼等人对三门峡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古代遗物，后来被考古学界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等人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创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研究的先河，同时也标志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2021年，也就是后年，就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了。目前三门峡市和渑池县的同志们正在谋划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纪念活动，仰韶文化发现一百周年，也就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届时，我们将会邀请全国考古学界的同仁们共聚河南，隆重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盛典。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副调研员何军锋

刚刚听了何处的介绍，可以说，河南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而且见证了中国考古科学成长的全过程？

何军锋：没错！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考古学者董作宾（董作宾是我们河南南阳人），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安阳殷墟发掘之始，也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此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又分别在河南鹤壁（浚县）辛村、卫辉（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考古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在河南辉县开始了第一次考古发掘，从此，正式拉开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大幕。可以说，正是河南这块热土，见证了中国近代考古学从诞生到成长，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的王文嘉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七十年来河南考古取得了哪些重大的成就？你好，王主任！

王文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2001年，由《考古》杂志社组织国内著名考古学家评选出了“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在这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河南共有17项考古大发现入选，以绝对的优势名列全国第一。这17项考古大发现，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考古发现，它们要么是树立了考古学研究的典范，要么是创立了新的考古学文化，要么就是发现了具有历史文化地标价值的重要大遗址。我们简单统计了一下，这17项考古大发现中，有4项是在建国前发现的（渑池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安阳后冈三叠层的发现、郑韩故城的考古发现），另外12项则是在建国之后的70年间发现的。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主任科员王文嘉

王主任，您能不能简单给大家挑几项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发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呢？

王文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省的考古专家更有发言权，下面就有请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张志清研究员给大家做个介绍。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张志清研究员。

张志清：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发现，首先要说新密李家沟遗址考古发现。2009年发掘的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现距今10500年至8600年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河南在此之前已经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了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但是，我们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全国并不是最早的，而且和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存在缺环，衔接不上。李家沟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证明了河南地区存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而且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相衔接的中间环节，也就是细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研究员张志清

张研究员，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李家沟遗址考古发现，还有哪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呢？

张志清：另外，新郑裴李岗遗址考古大发现。新郑裴李岗遗址是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通过对遗址出土的木炭标本进行碳14测定，考古学家们认为裴李岗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8000年左右，在新密李家沟遗址被发现之前，裴李岗遗址一直是我省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遗址。在此之后，我省其他一些地方也陆续发现了一批和裴李岗遗址年代相当，文化面貌相同的古代遗址（如舞阳贾湖遗址、新郑唐户遗址），这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因为其出土遗物独具一格的文化面貌，被考古学界统一命名为“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就是非常著名的仰韶文化。

此外还有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大发现、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考古大发现。河南的重大考古发现还有很多，比如可能与传说中的“黄帝”部落有关的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群，中国龙山时代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址——古城寨城址，与“夏启之居”有关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以及东周王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北宋东京城等这些中国历史上各主要大一统王朝的都城遗址，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王朝的帝陵埋葬区——邙山陵墓群，东汉魏武王曹操的陵墓——安阳高陵，北宋王朝七位皇帝的帝陵埋葬区——巩义宋陵等等。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再一一介绍。

何处长，对于咱们很多普通的听众来说，考古是非常神秘的，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考古呢？或者说考古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何军锋：大家知道，考古发掘项目根据发掘的目的不同，大致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即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配合性考古发掘项目和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其中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主要是为了解决某些学术难题，比如说，为了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解决夏商周三个王朝的断代问题，或者是了解某些重要的古文化遗存的性质、价值等问题，为后续的保护工作提供基础资料而进行的考古发掘。这一类的考古发掘项目，一般来说数量都比较少，发掘面积也相对比较小。因为我们国家的文物工作基本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如果单纯从保护的角度来说，不发掘其实是最好的一种保护方式，因此，这一类的考古发掘项目国家历来管控的都非常严格，其主导思想就是，挖的越少越好。

这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这样的一类，那另一类考古发掘项目是什么呢？

何军锋：另一类考古发掘项目，即配合性考古发掘项目，就是为了配合各类基本建设活动，比如说配合商品房开发、高速公路、高铁、输油管道、水利设施等建设活动而开展的考古发掘。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在河南，只要进行基本建设，差不多都会有地下文物的发现。因此，在河南，配合基本建设活动进行考古发掘，已经成为考古工作者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据统计，2018年，河南省各考古发掘单位实施的考古发掘项目，共计282项，其中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仅占32项，其余250项均为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配合性考古发掘。比如，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中，我们组织省内外科研考古机构高等院校等40多支考古队伍5000余人，历经十年的艰苦努力，组织完成考古发掘项目369项，完成考古发掘面积90余万平方米，出土文物近十万件，既抢救保护了文物，又保证了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我们省文物局也因此受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的表彰。

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是工程建设中、或生产生活过程中意外发现文物，或者当文物面临自然、人为等破坏危险时而进行的考古发掘，这类考古发掘项目相对较少。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比如取土、耕地、打井、盖房子、修水渠等活动中发现文物的，或者自己的亲戚朋友遇到类似发现的，一定要及时报告给当地文物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等，不能把文物占为己有，也不要私自挖掘，因为这都是违法的。感谢大家能够协助我们文物部门，共同做好那些不可预见的、或者遇到危险的地下文物的抢救保护。

通过这些考古发掘，一方面保护了文物，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认知了历史、认知了文化。另一方面也配合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以上就是对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考古发掘这个问题的回答。